行，与美国巴德文理学院中国民族器乐演奏学位项目合作等。去年，中央音乐学院成立了一带一路国际音乐教育联盟，为共建一带一路培养急需人才，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音乐创作与表演，促进沿线国家音乐院校的教学合作，

在学生时代就已经表现出对物理概念很强的理解力、熟练的实验操作能力，以及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。队伍壮大起来之后，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也很强。而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的责任心。对于科学家来说，出国留学、工作不是什么新鲜事，关键是出国的目的是什么。事实上，当初送他们出国学习的时候只是以君子协议的方式约定了学成归国，并没有一个强制的措施可以阻止他们留在国外，但是后来他们全都回来了，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老一辈科学家的

那种家国情怀。记者：这种家国情怀，某种意义上是不是比一个人专业上的造诣更为重要？潘建伟：老一辈科学家对国家、民族的感情，一直以来对我的影响都很大。我曾讲过，两弹一星元勋、物理学家郭永怀的故事，我终生难忘。在对科学的好奇上，我们跟这些老一辈科学家有着共同的精神血脉，在对国家的感情上也是一样。不管时代如何变迁，个人的命运总是和国家紧密相连的，所以我经常跟去国外学习的年轻人说，学成了要回国记者：有科学家曾经感叹过，我国科研领域是有人才、没队伍。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？潘建伟：这其实是一个科研组织模式的问题。在过去，我国的科研组织主要是短期科研项目单一形式，短期科研项目就存在项目结束队伍解散的尴尬局面。事实上，

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为改变这种单一形式已经进行了初步探索。目前，在量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和国家实验室的组织工作中，我们已经规划了一系列机制体制改革措施，推动建立起一支长期稳定、体现国家意志、实现国家使命、代表国家水平的战略性研究队伍。我相信随着重大项目和国家实验室工作的推进，有人才、没队伍的问题会从根本上得以解决。记者：您刚刚提到了国家实验室，我们知道国家实验室代表了一个国家相关领域的最高科技水平，从本世

纪初我国酝酿国家实验室，到论证、长时间筹建，去年终于有所突破。在您看来，未来应该如何规划新一轮国家实验室建设？潘建伟：国家实验室的定位是整合全国优势力量，以举国之力开展协同攻关，未来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要

充分利用业已形成的良好科研生态和协同合作机制，在各战略方向分别建立独立运行的国家实验室，充分发挥相关高校、研究机构、部门和政府的积极性，形成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新局面。具体地说应注意两点：一是建立有效的有很大改进，森林法就显得有些滞后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社会对林业的需求已由单一的经济需求转变为生态、经济、休闲、文化等多种需求。我认为，应确立森林分类经营制度，按照森林主导功能的不同将森林划分为生态公益

林和商品经济林两大类，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。比如，在投资方式上，对发展商品经济林，考虑其投资大、见效慢、周期长的特点，参照国家对农业的政策给予扶持；对生态公益林建设，充分考虑其社会公益性的特性，改变投资方式，项目资金不仅要包括造林和管护的费用，还应该包括辅助设施的建设费用。这种区分方式，更有助于公众了解和认识林业。我的提案里还谈到了林业投资补贴标准问题。补贴是国家对林业投资的方式之一。虽然补贴标准多年来

一直在提升，但直到现在，补贴占造林投资实际成本不到20%。调研中，我看到一些造林大户还为温饱所困。提高造林补贴标准，势在必行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要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，完成造林1亿亩以上，还提到要深化集体林权、国有林区林场改革。我相信，如果森林法能够得到修改完善，将更好地让森林造福生态、造福农民。（本报记者 吴 姗整理《 人民日报 》2024年03月07日14版）